苍山名人王鼎钧，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

王鼎钧，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，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兰陵人，一生流亡，阅历不少，读书不多，文思不俗，勤奋不懈。1949年去台湾，1978年后移居美国纽约。

王老，有机会会老家苍山来看看吧，不知是否如古诗所说：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未改鬓毛衰。

回忆录写了大半辈子，王鼎钧最念念不忘的是他一直要写的回忆录，这部回忆录已经出版了四册：

第一册昨天的云

第一册“昨天的云”，出版于1992年，写他的故乡、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。

第二册怒目少年

第二册“怒目少年”，出版于1995年，写抗战后期到大后方做流亡学生的情形。

第三册关山夺路

第三册“关山夺路”，出版于2005年，写国共内战时期跋涉六千七百里路的坎坷。

第四册文学江湖

第四册“文学江湖”，2009年出版，王鼎钧写他在台湾看到了什么，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什么。

1944年年底时，王鼎钧这些流亡学生们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，竟然会是羸弱不堪的中国。在那年的豫湘桂战役中，日军稍一发力，便连下河南、湖南、广西等省，打通了大陆交通线，陪都重庆岌岌可危。此时，国民党政府已计划日军若一旦入川，便迁往更偏远的西康地区做最后一搏——种种迹象显示，国民党政府要效崖山、肇庆之后了。

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兵”。在蒋委员长的号召下，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争相参加青年军。出征前夕，自忖必将“成仁”的中学生们酗酒闹事，肆意殴打老师和政府职员，敲碎教室玻璃，“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”。半个多世纪后，王鼎钧却这么写道：“那时的青年多么苦闷。国破家亡，饥寒交迫，日军的攻势如此凌厉，政府和社会的腐败气味已飘入每个人的鼻孔”，所以“的确有许多人该打，有许多地方该砸，出了一口恶气再去赴汤蹈火，才算痛快淋漓。”

作为当年愤怒青年的一员，王鼎钧将回忆录四部曲之第二部命名为《怒目少年》。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是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，但以往的回忆录，都是出自一些著名国立大学的学生之手，他们更津津乐道于当时校园里的名教授、名校友的奇闻轶事，以及在艰苦环境中那摇曳不灭的学术之光。但二十二中没有什么名师，学生的资质也很普通，所以作者更关注于校园之外的人与事，其视角也显得更为草根和粗砺。王鼎钧写道：“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，贴近泥土的‘黔黎’，历史忽略了他们，不愿笔生花，但愿笔发光，由我照亮某种死角。”

二十二中由鲁籍国民党将领李仙洲在驻军安徽阜阳时创办，其初衷是收容山东的流亡学生，保证其基本生活，“管吃管住”。后来考虑到这些青年都在适学年龄，便给他们配备老师，于1942年就地创办私立成城中学。一年后，经教育部批准，改制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。同年，李仙洲将军计划“入鲁”，将这些学生带回山东。但此时国共合作已名存实亡，九十二军腹背受敌，除了要对付日军出动的空军和装甲车外，还要留意背后共军的伏击，“日军共军本是敌手，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，理异心同，彼此各行其是，不谋而合”。最终计划失败，1944年夏，二十二中的学生也不得不踏上西迁之路。

在抗战中后期，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“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”的状态。各股政治势力此时都在精明地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，一边抗战，一边抢地盘：“共军认为‘天下逐鹿，捷足先得’，国民党政府认为‘天下有道，礼义征伐自天子出’，两者根本无法调和”，后来的内战，根本就是无法避免的。“不论国军共军，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，背后已无朋友”，别说是国军、共军了，就连北方尤其是河南一带的农民都结成了“民团”自保，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“坞壁”组织。民团基本没有国家观念，只有乡土观念，所以无论是对国军、共军、日军还是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，都充满了敌意。豫湘桂战役中，败于日军的汤恩伯部队就是在撤退途中，在河南境内又被民团袭击一次，伤亡惨重。

如此阋墙内耗，遑论反攻?1945年上半年，王鼎钧和同学们的意气消沉到最低点，“谁也没料到这年八月，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，苏联出兵进攻伪满洲国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”之前，无论国共两党都认为，战争至少还要再打几年。这样的话，国民党政府便会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，系统地接收日军的武器和物资，而装备和人数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共军，最多能恢复到二三十年代的“红色武装割据”状态，并稍加扩展罢了。

但是8月15日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使天时、地利因素都向中共一方倾斜，中国历史开始大急转。北方的广阔沦陷区里留下了大量的权力真空，基本上处于一种“先到先得”的状态。此时中共的军队虽少(已从刚到延安时的2万发展为120万)，装备虽差，但其抗日根据地遍布华北;国民党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却困于西南一隅，被长江、黄河、秦岭等天险阻断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共军控制华北各省的铁路，占领交通要道，接受日军投降，迅速把沦陷区变为解放区。

东北的得失对于局势更有着关键性影响。从地理上来说，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与东北仅隔着平坦的华北平原，解放军即使跑步前进，2个月内也能赶到东北。至于国民党呢，王鼎钧写道：“抗战胜利，山东境内亲国民党政府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，通往东北的路堵塞，国军只好从北越的港口河内乘美国军舰前往接收。1945年十一月，国军出山海关，解放军已从山东、河北、热河进入东北，将山海关、锦州、沈阳、四平、长春各地占领，并控制松花江以北的地区。”

当劳师远征的国军在美军的帮助下，于1946年年初终于在东北的各港口登陆时，遇到的却是以逸待劳的解放军，后者早已是今非昔比：装备了由日本兵工厂生产或苏联提供的优良武器，背后肥沃的东北平原予取予求。国民党军队则士气低落，兵员严重不足，补给线更是漫长。6月，内战全面爆发，在关键的东北一役中，国军一败涂地，对他们来说实在是“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”

毛泽东曾说过：“取得东北，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，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。”因为在三十年代，中共虽也有自己的根据地、政权和军队，但都散布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，相互间难以照应，极易被“围剿”。但东北则由日本人苦心经营几十年，有雄厚的工业基础，还背靠苏联老大哥。得到东北后，共产党政权才第一次彻底摆脱了原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“流寇”性质，真正具有了独立国家性质。它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，也不再是以前的“匪”与“官”，而是两个完全平起平坐的政权了。

抗日战争刚结束时，国民党政府虽领导全国取得抗战胜利，声望达到顶点;但没意识到，人民对其忍耐力，也已到达极限。抗战时期，国民党政府(以及陈寅恪、胡适等知识分子)自知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，是不可能单独战胜日本这样的先进工业国的。所以只能采取一切非常手段，尽量拖延时间，待欧洲战事结束，美苏盟军移兵远东后，才能将日军赶出中国。为了实现这一计划，除了“以空间换时间”外，国民党还不得不“以党运换国运”，采取一些杀鸡取卵性质的政策，包括扩大田赋征实、滥发纸币、强征壮丁等。

王鼎钧就曾在流亡途中，亲眼目睹国民党干部在押送壮丁时，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，连成一串，路上缺食少穿，“生了病也没有医药，一旦轻病拖成重病，只有就地活埋。”国民党认为，自己做这一切，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。占据了这个道德制高点后，便一味地要求人民绝对服从，要求他们无条件为国家牺牲，自己则难以约束官吏的腐败和渎职，遂将人民的生命任意挥霍。

八年抗战“太大太久，透支太多太滥，只有等人民大众遗忘”，直到被政府亏欠的那一代人“死亡或是得了老年痴呆症”，才能再举干戈。所以对国民党政府来说，失去东北和华北后，可行的办法其实不是立即收复失地，而是像东晋或南宋一样，先“修养生息，与民更始”，待站稳脚跟后，再徐图后计。但蒋中正偏偏是那种坚信“王业不偏安，汉贼不两立”的领袖，不愿意当晋元帝、宋高宗;毛润之更是雄才伟略，一眼便看出国民党表面虽强大，但致命弱点却在政权合法性透支，是一只跟脚未稳的“纸老虎”，便不顾苏联和党内的反对声音“继续革命”。王鼎钧总结道，不管哪个国家“在三十年内不可有两次战争，国民党的悲哀，就在八年抗战之后，接着又打三年内战，前债既未忘记，由干部到群众都不让你再透支下去，当然要捉襟见肘，终至破产。”最终如推翻多米诺骨牌般一败再败，遂失去整个大陆，仓皇逃至台湾。

最初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二十二中时，流亡学生们砍下竹竿，灌上桐油制成火把游行庆祝。一个乡绅站在戏台上高喊：“抗战胜利了!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!”大战过后，黔黎们只想恢复原本的生活秩序。和同学们一样，王鼎钧此时也是归乡心切，但一个传教士却从家乡带回了他父亲的口信，一个噩耗：山东老家已成为内战危险的战场，“你绝对、绝对不能回家。”在转徙四省后，王鼎钧发现自己仍注定是“家庭安放在棋盘空旷之处的一枚棋子”。江河湍湃，奔流绝谷，他这枚孤零零的棋子，不知道还会被卷往何方。